我到環保系統六年了，耳聞目睹環保局長下課的情況層出不窮。其中，確有部分人濫用權力、失職瀆職，追責難免;但也有很多是代人受過。

　　現在基層有一個普遍現象，甚至是相當普遍的共識：一旦環境出了問題，或者輿情爆發，地方政府第一個追責的是環保局長。至于問題本身，究竟誰造成、誰引發，環保部門是否真的失職瀆職，反而不是首要問題。

　　這種“火速”處理環保局長、平息事態的追責，在因安全事故引發環境污染事故中，表現最為明顯。

　　2015年，四川省有一企業因煤氣冷凝水溢出泄漏并引發爆炸，這是典型的安全生產事故。環保部門就如消防隊一樣，第一時間趕去處置災害、控制污染。但是事態控制之后，當地居民不干了，引發了抗議。誰來擔責?縣里的第一反應，把環保局長給停職了。我當時就給縣上打電話：環保部門是來“救火”的，和消防扮演的是同樣的角色——控制災害，減少損失。但是“火滅”了，“救火隊員”卻被你們處理了。怎么可以這樣干?以后誰還愿意干?

　　問題的癥結是，這樣的情況在全國非常普遍：只要一發生污染事件，環保局長基本就得下課。甚至認為環境質量的惡化，也是環保部門造成的。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為什么全國不約而同?在諸多環保局長被緊急處理的背后，我認為，實質上潛藏著至少兩個方面的問題。

　　首要的，也是最核心的問題，是責任界定不清。現階段又突出表現為“兩個不清”：一個“不清”，是各方對政府部門間的環保責任認識不清。輿論普遍把“環保職責”等同于“環保部門職責”。本來，環境保護涉及眾多部門，國家也有明確界定，但只要出了環境問題，環保部門就首當其沖，成為眾矢之的。霧霾來了罵環保，垃圾圍城罵環保，死豬死鴨下河罵環保，甚至街道臟了這些環衛的事也罵環保。第二個“不清”，是對環境事故責任界定的不清。目前的環境事故追責，尤其是安全事故引發的環境污染追責，對“失火者”與“救火者”的角色區分和責任劃分，缺乏嚴謹科學的界定，也缺乏足夠理性的分析和判斷。

　　其次，追責處理環保干部已形成思維定式，形成輿論慣性，成本低，見效快。事到臨頭，先拿環保局長開刀，一個會議即可搞定，處理成本極其低廉;見效快，環保官員下課了、埋單了、付出代價了，平息民怨“費省效宏”;而且“無風險”，各地近年對環保干部的緊急處理，更多的是一種“姿態”，一種“形勢需要”，從未有抗議、申訴和抵制，被處理者處于集體“失聲”，成為“沉默的大多數”，使得“遇事緊急處理環保干部”愈演愈烈，逐步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這樣的普遍現象有什么后果?我感覺，至少造成了三個方面的損傷：對法治的損害、對情感的傷害、對事業的危害。

　　如果依法履職盡責了，仍然被“形勢需要”而追責，于法不公，實質是對法治的一種損害。不合理、不公正的追責，更是對當事人的情感傷害，甚至是對環保事業的危害。現階段環保工作本身矛盾交織、艱苦難為，有調查分析全國環保干部普遍升職難，如果僅僅升不了職也就罷了，問題是遇事就被“緊急處理”，不知道哪天就會遇到事，這種“危機感”時刻存在，使得很多在職環保局長難有“安全感”，人心思走。優秀的干部不愿來，來了的結局不容易好。這對環保事業來說，其實是最大的損害。

　　2016，如果我們的環保部門、環保干部自身能再過硬一點、履職盡責更好一點，如果輿論和民意能更加理性一點、寬容一點，我相信，遇事“緊急處理”環保局長終會翻過一頁，而依法、依規處理，終將走上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