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生態退化、環境污染與資源耗竭問題日益凸顯。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走出一條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雙贏之路，是實現綠色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

　　生態資產科學定價是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的基礎。生態系統服務(環境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低價與無價是生態系統退化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態資產的科學定價是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的關鍵。從Robert Constanza等1997年在《Nature》發表《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自然資本》以來，學界開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的基礎前沿研究，研究方式和成果已經付諸實踐，如1989埃克森石油公司瓦爾迪茲油輪泄露的環境訴訟與賠償。國內諸多科研院所對森林、草原、濕地、河流、海洋、野生動物等生態系統進行價值評估，積累了大量基礎研究成果。但是，基于基礎科研獲得的生態系統價值如何轉化為實現資源配置的價格，需要相關政策制度的科學引領。

　　資源有償使用與生態補償制度為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提供制度引領。加快生態文明制度的建設、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等政策制度的制定與實施，為生態服務價值走向價格化提供了制度導向和內在激勵。通過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貧困地區生態補償、公益林補償、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等間接補償、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的直接補償、環保訴訟賠償等多種方式，促進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體現。例如，新安江上下游安徽黃山與下游浙江省淳安縣的水權交易，推進了上游生態保護，確保了下游水源水質。

　　實施企業環境會計與審計是推進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的重要路徑。堅持在制度引領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企業主體作用，實施環境會計信息披露與環境審計，是實施生態補償的重要微觀路徑。從國家層面的綠色GDP核算到區域自然資產負債表的編制，都為綠色發展提供宏觀的信息支撐、監測預警和決策支持。專項污染治理項目的環境審計、2015年在蘭州試點的政府環境審計，有效推動了環境投入的績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和企業上市環境審核是綠色發展的重要實踐與探索。環境會計及審計通過將企業的環境活動及與環境有關的經濟活動進行計量與確認，將環境損益納入企業的成本收益分析，進而影響企業決策，是引導企業綠色生產方式的根本路徑。日本富士通、理光等公司的環境會計，對促進企業提高環境績效、保護與修復環境起到重要作用，同時引領環境會計在日本的推廣。我國企業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的逐步完善將成為推進經濟與環境雙贏的有效途徑。

　　環境規制與地方經濟轉型兼容是推進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的重要保障。“大氣十條”、“水十條”和即將推出的“土十條”等生態環境治理行動方案，排污許可證制度、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等制度試點推行，將促進重點環境領域治理和環境管理績效的提高。環境規制對催生環保產業、推動產業升級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進一步收窄了企業的盈利空間。加強環境規制與產業升級、社會治理、企業轉型等政策的激勵相容是推進環保規制落地的重要保障。排污許可證制度作為點源污染控制的核心制度，在施加給企業限排額度的同時，可探索已有排污權通過市場交易實現有償轉讓，提升企業治污減排的積極性推進制度的實行。如浙江省嘉興市開展的排污權租賃及抵押貸款制度，幫助企業解決融資問題。垂直管理是為了解決促進落實地方環保責任、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統籌跨區域和流域管理等問題，而此項制度如何與地方6.5%經濟增長率底線相協調是確保實施效果的重要問題。

　　張翼飛，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全球氣候變化與綠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彥，北京大學會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