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在減輕政府財政壓力、滿足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投資和管理效率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優勢，很多國家政府將PPP模式作為有效地吸引國內外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創新途徑。盡管PPP模式已于80年代中期被引入我國的電廠、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我國目前關于PPP的管理制度仍僅限于地方政府或部委層面，層次較低且雜亂，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PPP的發展提供了支持，但遠未達到完善的程度。因此，本文將比較分析英國等國家和地區與我國PPP模式的管理制度，并基于所識別出的差異和不足對我國相關的管理制度建設提出相應的改善建議。

　　1. 國外PPP模式的法律框架和機構概述

　　1.1 英國

　　英國政府率先推動私營資本在公共領域方面的參與[1]，但在PPP(英國稱作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私營主動融資)方面，英國并沒有專門的法律(law)，大多以政策(policy)和指南(guideline)的形式出現。到目前為止，有五份最重要的相關文件出臺：2003年7月的《PFI：適應投資挑戰(PFI:Meeting the Investment Challenge)》， 2006年3月的《PFI：加強長期合作(PFI：StrengtheningLong-term Partnerships)》，2008年3月的《交付長期價值的基礎設施采購(InfrastructureProcurement: Delivering Long-term Value)》，以及2012年12月的《PPP的新方法(A New Approach fo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和《PF2合同的標準化(Standardisation of PF2 Contracts)》等[1][2][3]。

　　1.2 澳大利亞

　　2000年開始，以維多利亞州為開端[4]，澳大利亞各聯邦部門和州政府相繼發布了PPP模式的規范指引、準則和協議等，但由于各地存在差異，造成PPP模式在全國范圍內發展不平衡、效率不高、私營企業難以參與等問題。為此，聯邦政府在2004年組建了國家PPP論壇(National Public PrivatePartnership Forum)，并在2008年以《澳大利亞基礎設施法案2008(Infrastructure Australia Act 2008)》為基礎組建了澳大利亞基礎設施委員會(InfrastructureAustralia)，從而建立了統一合作的PPP溝通管理平臺;同年，委員會頒布《國家PPP政策及指引(National PPP Policy andGuidelines)》替代各州、管轄區的原有文件，對全國的PPP項目進行規范。[5]

　　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為了更好地指導PPP項目在香港的實施，香港政府效率促進組(Efficiency Units)先后在2003年和2008年出臺了《PPP指南(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和《PPP指南2008》，后者增加了公共部門比較因子(Public SectorComparator，PSC)的具體構建步驟和風險管理矩陣的構建實例，以及保持政府公正性的具體原則與措施等條目。

　　1.4 日本

　　1999年起實行(2011年修改)的《關于充分發揮民間事業者的活力來促進特別設施整備的臨時措施法(簡稱民活法/PFI法)》是日本PFI項目的法律指南。

　　為了完善法律制度上對PFI應用范圍的限制，日本還設立了活用項目推進委員會機構，制定了公務員派遣制度和民間自提(Unsolicited Proposal)項目制度等。[6]

　　1.5 韓國

　　韓國政府于1994年制定了《促進民間資本參與社會間接資本設施投資法》，引入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設-運營-移交)模式，后于2005年修訂《社會基礎設施民間投資法》，引入了BTL(Build-Transfer-Lease，建設-移交-租賃)模式并大力推廣，將民間投資項目的范圍顯著擴大。[6]

　　1.6 菲律賓

　　菲律賓開展PPP項目的歷史較久，1994年修訂的菲律賓法令第6957號(BOT法)規定了基礎設施類PPP項目的指導原則，促使菲律賓國內涌現出各種PPP模式;項目采購方面，1998年菲律賓重新修訂其國內采購法，引入競爭性招標流程。[7]

　　1.7 印度尼西亞

　　2005年頒布的印尼第67號總統令規范了PPP項目的制度環境， 2010年修訂后增加了風險分擔、競爭性招標、財政支持和非財政支持等內容。[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