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生命科學圈內又被新的一輪質疑與“造假”疑云籠罩，這次的主角是前不久轟動一時的NgAgo基因編輯技術。四個月前，主流媒體還將其視為CRISPR/Cas9的一個頗具競爭力的挑戰者，如今其重復性經過超過一百個實驗室檢驗后仍顯得不夠穩定可靠。更有質疑者已經進一步開始懷疑其作者提供的數據是否可靠，并翻出作者的其它文章尋找作偽的可能證據。這不禁令人想到生命科學領域剛剛過去不久的一些丑聞，例如小保方晴子的STAP。為什么生命科學領域內的質疑與“造假”看起來如此頻發呢？
  統計數據表明，生命科學領域的文章撤稿量顯著高于其它學科。根據MZhang等人2012年對從1980年到2011年WebofScience上各學科發表文章及撤稿情況的統計（Scientometrics，2012，96，573-587），屬于生命科學領域的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貢獻了最多的撤稿量，并且其撤稿率（文中用“每十萬篇文章的撤稿數”來衡量）也與同屬生命科學的藥物化學一道高居前列。唯一比其撤稿率高的是晶體學領域，而這主要是因為有中國井岡山大學的鐘華和劉濤一次性造假70篇、被ActaCrys.E撤稿的“貢獻”。
　他們還對撤稿數多于15篇的雜志進行了統計（PLoSONE，2012，7(10)，e44118），共計22份雜志，除去綜合性雜志Nature、Science、PNAS和四份其它領域雜志（物理的Appl.Phys.Lett.，化學的JACS，晶體的ActaCrys.E以及材料的J.HazardMater.）之外，其它15份都是生命科學相關期刊。被撤稿數最多的15個作者（他們占了總撤稿數的52%！）中有10個從事生命科學或醫學研究。這些數據表明，生命科學領域的質疑與“造假”頻發，并非是錯覺，而是事實。
　撤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CFang等人對PubMed上2047篇被撤稿文章進行了統計（PNAS，2012，109，17028），發現43.4%的撤稿是由于作偽欺詐或涉嫌欺詐，14.2%是由于重復，9.8%是由于抄襲，21.3%是由于錯誤和誤差，其它占11.3%。也就是說，六成以上的撤稿都是人為因素造成的，而其中作偽欺詐又是主要的學術不端形式。這說明，主觀的學術不端行為構成生命科學領域質疑和“造假”頻發的主要來源。
　一般認為，學術不端行為有多種誘因（PLoSONE，2015，10(6)，e0127556）。例如科學研究政策和導向使得急功近利思想產生、不同社會文化對造假和抄襲寬容度不同（例如歐美以造假為主，東方以抄襲為主）、同行評議階段的不公平現象、科學工作者的職業生涯需求等，甚至性別都可能是影響因素，例如有研究認為生命科學領域內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造假（mBio，2013，4(1)，e00640-12）。以上多是針對一般學術不端進行的討論，還不足以充分解釋為何是生命科學領域、而不是其它學科，存在著如此顯著的造假情況。
　生命科學領域的根本問題是缺少系統可靠的理論體系、從而缺少明確有效的證偽方法。在純數學和理論物理領域，偽造數據和過程幾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是每一步都可根據嚴密邏輯保證其可證偽性。實驗物理和化學則相對更寬松些，對實驗偶然性的依賴也更大些，但目前理論的進步和分析手段的提高也使得人們能夠較為明確地判斷真偽。而在生命科學領域，由于生命系統的復雜性和眾多未知因素的影響，不同的通路和邏輯都有可能成立，因此在其學術研究上往往是發現比發明更重要、更顯著。反過來，如果某種發明是以他提出的發現為基礎的，那么一般很難直接質疑這種發明的可靠性。
　例如，耐高溫DNA聚合酶是PCR技術的基礎，但人們長期沒有開發出這樣的酶，直到在黃石公園的火山口中發現了耐高溫生物嗜熱菌（Thermusaquaticus）才得到了TaqDNA聚合酶。這里，PCR技術就是依賴于發現的發明。再以基因編輯為例，CRISPR/Cas9建立的方法只是提供了基因編輯的一種進路，卻不能排它。如果有人聲稱發現了具有類似作用、但不是這一系統的某種或某幾種神奇酶，評審者很難判斷它們是否真實存在，一般只能接受作者的陳述。
　一旦進入這樣的思維范式中，作為評判者的審稿人就只能訴諸兩點來判斷：一是自身邏輯鏈條的完整性，二是實驗數據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如果文章能夠自圓其說，又沒有發現明顯的實驗數據編造情形，那么多數情況下都應當認定為真。接下來的問題是所謂的“自身邏輯鏈條”能否完整。生物學家賴以為據的眾多凝膠電泳實驗手段實際上都提供的是間接證據，因為它們并不能反映蛋白或其它大分子的真實結構和組成，只是通過一系列間接比較得出的信息。直接的邏輯鏈條現在還只能來自于結構生物學、生物物理學等十分“Solid”的科學門類。更重要的是，生命科學目前的數理邏輯水平并不高，一般都沒有辦法給出特定體系的排他性邏輯進路，常常將相關性、因果性和時間先后出現的順序混為一談，對回歸分析、數值分析等的正確運用場合不甚了了，這些都使得所謂的“自身邏輯鏈條”可能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因此評審人的意見也要受到很大程度的約束。這是大量生命科學研究的次品甚至贗品也能夠在學術期刊上占據一席之地的內在原因。
　從外部考慮，生命科學研究的對象與普通大眾、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因此生命科學研究的進展最容易吸引大眾的眼光與市場，突破性的進展往往給發現者帶來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的極大提升，以至于已經達到了可以誘人鋌而走險的地步。而生物學術圈內競爭的激烈程度又加劇了這種兩極分化，從而進一步激發個別人的不良欲望，這與前面分析的學術不端可能來自于職業政策要求和急功近利思想是一致的。
　自然，在生命科學研究中也存在著話語權競爭和市場化運作的成分。例如現有生物技術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會通過質疑和挑戰打擊新生生物技術，以維持自身地位。而新生技術也可以反過來質疑舊技術、從而達到擴大市場的目的。這些利益關系與一些特定問題的聯系可能尤其緊密。不少人呼吁讓科學評判只由科學家來做，在涉及到現實利益劃分的時候就顯得過于天真了。基因編輯如今已經是走向商業化的生物技術，涉及到它的爭論，尤其是非學術期刊、同行評閱發表的言論，都值得以這種視角來進行重新觀察。

　以上分析當然只是一個簡單的觀察，但生命科學研究中的這一現象是不可否認的。號召大家提高道德修養，或者依靠改革管理體制和期刊發表體系，雖然也是必要的，但要想依靠這些解決這個問題，未免是揚湯止沸。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應當是通過將生命科學目前的研究邏輯化、規范化，建立可靠、系統、全面的可證偽思維方式，這樣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生命科學“贗品”研究出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