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由“吃飽穿暖”向“青山綠水”轉變,但當下國內生態環境壓力仍存。

　　“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吃飽了穿好了小康了發展了以后,可能面臨著另外一種貧困,那就是空氣質量不達標的貧困——生態貧困。”劉漢元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認為,為更有力保障全體國民的健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協調發展,我國迫切需要且完全有能力像今日的扶貧攻堅那樣,充分發揮政治和體制優勢,用5到10年時間,再一次實現空氣、環境和生態的徹底“脫貧”。

　　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要實現這個目標,推動能源結構調整必不可少。在劉漢元看來,以光伏、風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是我國在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戰略新興產業,也是打好“生態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基礎。

　　據介紹,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風能、光伏發電實現了從一路追趕、齊頭并進到全面超越的華麗轉身,在技術、規模、成本上已全球領先。

　　“過去十年,光伏發電的系統成本大約降低了90%,由原來的每千瓦幾萬塊錢降到現在的五千塊錢左右,而且每年技術不斷提高,成本還繼續保持較快的下降速度。預計三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在發電端實現平價上網,也就是說,實現大部分地區5毛、4毛、3毛的光伏發電完全成本,不再需要補貼。”劉漢元舉例說。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光伏產業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一些問題也成為了阻礙產業長期、健康發展的攔路虎。

　　劉漢元認為,在過去五到十年,產業鏈上中游新增產能不斷增加和更替,有效帶動了技術不斷革新和改進,設備不斷迭代升級,促使成本大幅降低,使得中國光伏產業贏得了全球發展先機及絕對的規模和成本優勢。因此,產業適度規模化發展,促使設備、技術的不斷更新,是光伏成本不斷降低的關鍵因素,無論集中式還是分布式都應在條件具備時停止指標管理,倘若一味用指標壓制發展規模,成本下降速度將大大減緩。

　　因此,他建議,摒棄用指標壓制發展規模的管理思路,讓光伏產業在市場化機制下發展,進一步落實國家能源局下發的《關于開展分布式發電市場化交易試點的通知》的精神,促使更多購電方和發電方直接市場化交易,以及光伏電力消納和去補貼的完成。同時,建議通過競爭性招標的方式,讓企業充分接受市場考驗,達到優勝劣汰的效果,并引導產業向規模合理化方向發展。

　　補貼資金是光伏行業面臨的另一大問題。根據財政部的統計,截至2017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已達到1000億元,其中光伏補貼缺口已占到近一半份額。

　　不過,劉漢元認為,全面實現平價上網的曙光已經出現,補貼并不會無限擴大。清華大學能源互聯網創新研究院報告顯示,我國光伏發電更大規模應用后,在2020年前后即可實現平價上網、不再需要補貼,此前已建成項目的補貼將在2022年至2025年間達到峰值,補貼金額在1000億元至1750億元之間。

　　他建議通過市場化機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決光伏補貼資金問題。具體而言,市場化機制方面,建議全面推行碳稅政策,同時輔之以“綠證”制度。

　　劉漢元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賬,按我國每年消耗40億噸煤炭計算,燃燒這些煤炭將排放100億噸左右的二氧化碳,如對每噸二氧化碳征收10元至20元的碳稅,我國每年可征收1000億元至2000億元資金,將有效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問題。此外,通過收取碳稅還能進一步增加碳排放成本和費用,從而促使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費逐漸減少,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生態環境及全球氣候變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