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我國一些地方能耗“雙控”用力過猛，令煤化工企業壓力倍增，無所適從。筆者認為，一些地方對煤化工企業的燃料煤和原料煤不加區分，將企業用能總量簡單以上年度數據作為依據，“一刀切”地削減用總煤量，既不科學，也不合理。需平衡好“雙碳”目標下能耗“雙控”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目前這種簡單以上年實際耗能確定用煤指標的作法不盡合理。據筆者了解，我國一些地方2021年下達給煤化工企業的用煤指標，一律在企業上年度實際用量的基礎上再降低一定比例。眾所周知，2020年受疫情影響，企業生產極不正常，實際產品產量不足正常年份的70%，有的企業甚至低至50%。因此，2020年煤化工企業用煤量普遍遠低于正常年份。而地方政府以此為依據給企業下達今年的能耗總量不科學，令企業有削足適履之感，也不符合企業實際生產需求。

　　例如，一家煤制油公司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響基本沒有生產，能耗基數較少，而地方政府要求這家企業今年一季度能耗總量同比還要再降低5萬噸標準煤。另一家大型煤制烯烴企業每月實際用煤量為32萬噸，而地方政府下達的用煤指標則只有25萬噸，企業明顯“吃不飽”， 難以維持正常的生產運營。

　　這兩家企業的遭遇不是個例，如此操作的也不僅是個別地方。“十三五”期間，一些省區未完成國家能耗“雙控”指標任務，有的因排名靠后被約談和通報。2020年下半年以來，不少省區便出臺一系列地方性政策，全力部署“十四五”和2021年能耗“雙控”。有的省區從省里到市縣再到企業，逐級向下分解能耗“雙控”指標。層層傳導的結果是：地方政府為了能夠向上面“交差”，就采取了這種“一刀切”的作法，既傷害了企業，也損害了地方經濟。

　　任何企業的運行都有其經濟規律。如果企業生產過程中產量過低，產品成本必然高企，虧損是一定的;如果企業長期虧損，關門是一定的;企業關門多了，地方經濟受影響也是一定的。因此，合理制定煤化工企業用煤指標，既關乎企業生死存亡，也關系著地方經濟的健康發展。

　　能耗“雙控”正確的作法是應將原料煤從總能耗中合理扣除。煤化工是將原料煤轉化成為甲醇、油品、天然氣、聚丙烯等新的能源形態及含碳化學品的過程，其間只有極少數能量在生產過程中排放，而煤化工能耗排放主要發生在燃料煤上。因此，需要將這兩種不同功能的煤炭加以區分，采取不同的核算標準。但由于國家相關標準缺失和不完善，地方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將燃料煤和原料煤混為一談，將原料煤全部計入能耗。

　　以煤制烯烴為例，目前國內沒有煤基烯烴路線制備聚丙烯全流程產品能耗核算標準，一些地方僅根據《國家統計報表制度》將燃料煤和原料煤一并作為能源實物量輸入進行核算，乙烯、丙烯、甲醇、聚丙烯等含碳化學品并未作為能源實物量輸出進行核減，導致綜合能耗核算存在偏差。

　　其實，關于煤化工綜合核算還有兩個國家標準，分別是《煤制烯烴單位產品能源消耗限額》(GB30180-2013)和《聚丙烯單位產品能源消耗限額》(GB31826-2015)，這兩個標準分別核算原料煤至烯烴工段綜合能耗和烯烴合成制聚丙烯工段綜合能耗。但遺憾的是，目前地方政府并沒有按照這兩個科學合理的標準對煤制聚丙烯企業核算能耗指標，導致相關企業用能指標被大量核減。

　　不僅煤制烯烴企業如此，其他工藝路徑的煤化工企業也面臨同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