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供暖季，山東省海陽市實現借助核能零碳供暖，清潔低碳、供熱穩定、減排效益明顯。可以說，核電站熱電聯產的率先破冰，為核能供熱摸索出了經驗，對城市低碳轉型、核能綜合利用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同時，從社會認知角度看，更多公眾對核能發電以外的新價值有了全新認識。

除了海陽核電，浙江秦山核電站、遼寧紅沿河核電站、江蘇田灣核電站目前也正在推進或著手籌劃供熱供暖事宜，由此，拉開了我國商用核電供熱產業化發展的大幕。此外，采用不同技術路線的供熱小堆也再次站上了“起跑線”，加快推進示范項目建設，相關企業已在黑龍江、吉林、貴州鎖定廠址和首堆項目，并在河北、山東、青海、甘肅、遼寧、內蒙古、陜西等省區開展廠址普查、初可、可研和前期對接等籌備工作。

從上世紀80年代我國提出低溫核供熱堆倡議開始，經歷長期停滯的核能供熱產業，在降碳和清潔取暖背景下，似乎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然而，任何一個產業要從培育期走向產業化，都要面臨政策和市場的考驗。尤其對核能供熱而言，除了要面對小型堆政策法規和標準缺位、經濟性待提升、商業模式待探索建立等問題，還要邁過公眾接受這道關。應該說，這些門檻的存在，正在束縛核能供熱尤其是小堆供熱邁開產業化發展的步伐。

從政策法規和標準角度看，大型商用核電站（大堆）的規劃、選址、建設運營均有一系列嚴苛標準。但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專門針對小堆項目的標準、法規、審批以及監管體系，從選址、系統配置到安全監管，只能參照大堆要求。雖然國家核安全局近年來曾編制發布過《小型壓水堆核動力廠安全審評原則》（試行）、《關于征求<小型核動力廠非居住區和規劃限制區劃分原則與要求（征求意見稿）>意見的函》等文件，對小型壓水堆核動力廠的安全目標、縱深防御、設計基準、外部事件防護、應急計劃、概率安全分析應用以及廠址選址、安全規范等作出過要求，但卻無法在實操層面給予小堆太多明確和成體系的指導，導致小堆產業因無章可循而發展滯緩，掣肘了其在供熱等領域的應用。相關企業普遍反映，沒有法規標注，小堆本身和小堆供熱項目推進異常艱難，呼吁核安全監管部門能盡快“建章立制”。

從經濟性和商業模式角度看，不同技術路線的核能供熱投資收益，以及后續批量化建設后的成本控制不盡相同，各個項目落地后如何開發運作也不盡相同。例如，除了上述提及的海陽、秦山等商用壓水堆核電站熱電聯產， 我國還有殼式堆和池式堆兩類小堆供熱也可以實現工程化應用，主要包括清華大學自主研發的殼式一體化NHR系列堆型、中核集團研發的模塊式 ACP100型小堆（玲龍一號）和池式核供熱堆DHR-400（燕龍一號），以及國家電投上海核工院研發的CAP150型小堆（和美一號）等。這些技術從圖紙走向現實，怎么投資建設、怎么核定熱價、怎么收回成本、怎么產出效益，都還是未知數。

這里，筆者雖然無法直觀對比大堆與小堆、殼式堆與池式堆供熱的成本投入數據，但通過相關企業的反饋得知：示范項目幾乎談不上經濟性，也幾乎不考慮成本，其核心任務是落地建設，商業模式和效益產出必定要通過產業化推廣實現。所以，不管技術多好、項目多優、前景多廣，市場會做出最終選擇。

從公眾接受角度看，無論是核電產業還是核能綜合利用產業，公眾溝通與產業發展的長期脫節和滯后，是公眾談“核”色變的主要原因。與小堆不同，核電產業在我國發展30多年，得益于十幾個核電基地建設、50多臺機組良好的安全運行業績，核電項目的公眾溝通具備良好的基礎，公眾接受度較高，無論發電還是供熱，受到的阻礙相對較小。相比之下，小堆供熱選址更靠近負荷中心，而且大部分選址在北方內陸地區，涉核公眾溝通基礎薄弱，加之相關法規標準缺位，地方政府和所在地公眾接受需要過程，項目推進過程中的阻力難免很大。

上述短板的存在，不僅掣肘核能供熱產業正常有序發展，更影響核能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充分發揮綠色低碳的潛在價值，必須盡快補齊！